马克曼尼战争打碎了潘诺尼亚正在形成中的保留了大量当地文化信仰的罗马-潘诺尼亚文化认同，使得行省内部族群再次复杂化。马克曼尼等日耳曼人的迁入如同鲶鱼一般，搅动原以形成的民族界限，在塞维鲁政策的引导下，行省再次成为民族的“熔炉”，与此同时，潘诺尼亚人凭借自身武力干政成功助力塞维鲁夺得帝位，这极大地增强了本地居民的自信心以及主人公意识，在这多种因素的融合下，一种认知范围更广的完全罗马化认同：罗马-伊利里亚人形成了，其含义不是接受罗马文化的伊利里亚人，而是来自伊利里亚的罗马人。
一、罗马-伊利里亚人形成的原因
1.共同的军营生活增强族群认同感
军营是最好的罗马化学校，军营同时也是最好的文化融合的场所。强调纪律与标准化的军营生活给所有经历过的人都打上了强烈的印记，而在公元3世纪的潘诺尼亚，虽说省内各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但是几乎所有的有志青年都不谋而合地加入了罗马军团。
在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群是居住在边境地区村庄的农民家庭。这些家庭与军队有经济联系，他们大多都会让自己的家庭成员到临近的军团服役以此来获得财富。这些人既不是贵族精英，也不是世袭军人，他们在入伍前只是普通的农民，通过参军，他们有机会晋升到更高的军衔，也有机会进城成为城市平民的上层。奥勒留·维克多在描述伊利里亚人时指的就是这群农民：“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是伊利里库姆本地人，虽然缺少文化，但他们是在艰苦的农村与军队生活中长大，因此他们成为了国家的最佳仆人。”
其次是职业军人家庭，他们长期居住在军团驻地附近，由于这种家庭代代参军，实际上是一种世袭军人。他们大部分人参军后可以得到百夫长或更高的职位，在这一时期的潘诺尼亚军队与地方政府高官似乎仍然排斥出身贫贱的农民，以及没有驻军的巴尔干诸省的新兵，因此加强了他们对这一职业的世袭垄断。对于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军人家庭来说，当兵是一种保持其财产与生意的手段，特别是有非农副业的家庭。因为整个潘诺尼亚的社会经济生活，都直接依赖于军队。
最后是城镇平民家庭，他们也与军队有着密切的关系。城镇中的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必须符合军事经济与军队的需求，这就决定了城镇中的生产无法做到自主选择，事实上这一时期潘诺尼亚的生产能力已经是历史最好水平，但是产品质量仍然乏善可陈，缺乏高端产品的制造能力。贸易也主要是进口或过境贸易，几乎没有出口贸易，行省经济生活的基础仍然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城镇平民比农场的农民还没有社会阶层的上升空间。想要有所发展，参军成为了城镇平民的最佳选择。
因此，无论是边疆地区的农民，城镇的平民，还是世袭职业军人，他们存在联系的唯一焦点就是军营，作为职业士兵，他们殊途同归，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帝国政府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存，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提高社会地位，因此，对于任何希望依靠他们的军事行动来说，他们都是最好的战斗力。罗马-伊利里亚人在狭义上也可以指伊利里亚军人。共同的经历给予这些伊利里亚军人以共同的感受，从而增强了他们之间的认同感，并逐渐将这种认同感扩散到整个伊利里亚地区。
2.政治地位的提升增强族群自信心
公元年，潘诺尼亚军团成功支持自己的长官塞维鲁称帝，从此使得潘诺尼亚人开始进入帝国的政治舞台，这件事极大的增强了潘诺尼亚人的自信心以及干预帝国政治愿望。这种自信心的日益增长与对罗马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同步发生的。作为近卫军的潘诺尼亚人在罗马宫廷内对罗马元老颐指气使，气的卡西乌斯·狄奥讽刺地记载道，“（潘诺尼亚士兵是）外表最野蛮，语言最可怕，谈话最粗鄙”的人。
从此潘诺尼亚士兵经常将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不断干预罗马帝位继承，与此同时，这种身份上的认同潜移默化的深入潘诺尼亚士兵的意识当中：他们不再是蛮族的后裔，而是真正的罗马人。正是这种认同，使得潘诺尼亚在公元3世纪几乎全盘接受了罗马文化的方方面面，以潘诺尼亚人为代表的伊利里亚人更是将这种自信心外溢到整个多瑙河军团中的各个民族。
公元3世纪的色雷斯人与同时代的潘诺尼亚人不同，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名字，一些在军中服役的色雷斯人很自信，比如，一名来自斯库皮的士兵特意强调自己的色雷斯出身，这体现出了他在军中的自信。他的这种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伊利里亚人的自信相互关联的，反映出整个多瑙河军团都被这种主人公般的自信所感染。尤其是伊利里亚人，在多瑙河军团中，他们以特别的自信以及强调自己是真正的罗马人为最大特征。
在伊利里亚人的眼中，他们不像那些只会在罗马城享乐耍嘴皮的元老政客，他们完全接受了古罗马人朴实尚武的传统，而他们所出生的多瑙河地区也经常会提供给他们展示自己拥有真正传统的罗马人的品质的机会。他们认为自己是埃涅阿斯的后裔，是最后的特洛伊人——最纯正最美好的罗马人。
二、罗马-伊利里亚人的影响
1.潘诺尼亚融入罗马文明圈
罗马化一词是19世纪末由蒙森提出，20世纪初由哈弗菲尔德系统性归纳发展，并时至今日，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存在颇多争议与讨论的问题。关于罗马化的观点大体有几种：罗马单方面同化说；文化融合说；行省效仿说；以及更强调罗马与行省文化的互动说，以及以身份认同探讨行省文化变迁历程等等。而潘诺尼亚的“罗马化”过程以及最终融入罗马文明圈的方式与上述理论相比都具有独特性。
在马克曼尼战争前，潘诺尼亚的罗马化更多呈现出一种帝国推进，行省抵制适应的过程。如果按照这种路线，日后可能会融合成保留大量地方色彩的罗马文化。然而，由于潘诺尼亚行省的特殊战略价值，马克曼尼战争直接破坏了前2个世纪的罗马化成功，已经得到部分罗马化的马克曼尼人迁入行省，对行省的其他部族起到了鲶鱼效应，行省罗马化的进程开始再次启动。
公元年潘诺尼亚军团的成功干政再次改变了行省罗马化的发展轨迹，随着潘诺尼亚军人在罗马政治舞台上的愈发活跃，一种渴望彻底罗马化的身份认同观念产生。由于潘诺尼亚是一个军农融合关系密切的边疆行省，这种对罗马人身份的认同已经超越了文化，成为了一种表述潘诺尼亚人干预朝政的野心与自信的政治认同。
在这种身份认同的大环境下，潘诺尼亚的本土文化几乎不见踪迹，虽然潘诺尼亚人所崇拜的主流神祇并非意大利所崇拜的主神，可是，其文化体系完全是符合罗马多元文化的定位。然而，我们无法用量化来判断一个行省或部族的罗马化程度。潘诺尼亚人对罗马身份的认同并未对潘诺尼亚行省的罗马化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在意大利等罗马化水平比较高的公民眼中，潘诺尼亚人仍然是一群粗鲁的、没教养的、说着拙劣拉丁语的蛮族。潘诺尼亚人却完全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心中对罗马形象的塑造是来自公元前有着美好美德，还未被奢侈生活所腐化的朴素善战的古罗马人。无论如何，潘诺尼亚人还是最终加入了罗马文明的大家族，以一种非常传统又新颖的形象展示着它与其他行省不同的罗马文化成果。
2.主导帝国晚期的政治变革
根据瓦尔特·沙伊德尔的研究统计，从克劳狄二世（公元年）到福卡斯统治时期（公元年），近四分之三的罗马皇帝都来自下潘诺尼亚行省与上莫埃西亚行省这个仅占帝国领土2%的地区。从公元年起，富裕的地中海贵族被一群来自北部边境一个小角落的职业士兵所取代。这一地区正是罗纳德·塞姆所说的“能量地带”。罗马帝国不是被某些来自前线的军事精英所接管，而是被来自某一特定地区的军事精英所掌控。
这一特定地区的罗马人称之为伊利里亚，是罗马-伊利里亚人的故乡。经过2个多世纪的罗马化以及文化上的变革，潘诺尼亚人最终剔除了自身凯尔特人的文化基因，选择拥抱其行省最原初的基因——潘诺尼人，并与其临近行省的同胞达达尼人（，主要分布在上莫埃西亚行省）、达尔马提亚人等共同重建伊利里亚人的身份。然而，新生的伊利里亚人并不是要重温伊利里亚文明的过去，而是继承罗马文明的辉煌，形成了罗马-伊利里亚人，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罗马人，在他们的身体中流淌着古罗马的血液，继承了古罗马朴素尚武爱国的精神，将整个帝国视为应该他们拼尽全力的保护对象。
出身潘诺尼亚的克劳狄二世、奥勒良、普罗布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收复失地，恢复帝国的统一与秩序，惩戒骄纵的士兵；出身达尔马提亚的戴克里先实现了帝国中兴，建立四帝共治，推行改革，完成帝国从元首制到君主制的转变；出身下莫埃西亚的君士坦丁继续戴克里先的改革，建立新罗马，推崇基督教，最终为晚期帝国奠定了制度基石。他们手握大权，指点江山，推行变革，拯救帝国于危难之间，这都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可自己是最纯正的罗马人，虽然他们言语粗鲁，举止野蛮，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养尊处优的意大利贵族看来与蛮族无异，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下，也只有他们才能肩负起匡扶社稷，拯救苍生之责。
总结
虽然潘诺尼亚在接受罗马文化的过程中一波三折，并出现过抵制接受的时期。但是在一系列重大帝国事件的影响下，潘诺尼奇迹般地实现了罗马化。潘诺尼亚罗马化的最大特点是其彻底性，潘诺尼亚人几乎是完全抛弃了旧有的传统与习俗，完全融入到罗马文化当中。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有两大推动力。
其一，潘诺尼亚边疆行省特有的军农融合社会，可以促使军营成为迅速罗马化的最佳基地，将罗马化的种子深入扎根到社会基层，这是其他缺乏大量驻军的罗马行省所达不到的实际效果；其二，由于潘诺尼亚居民在3世纪后出现了一种强烈的罗马身份认同感，这使得罗马化的阻力几乎消失殆尽，并将自下而上的罗马化方式发挥的淋淋尽致。罗马对潘诺尼亚文化治理的显著成果就是罗马-伊利里亚人形成了。